天气热，胃口不太好，所以两个人找了家潮汕馆子，吃了点凉菜和海鲜粥，然后高瞻送袁祝回工作室的地下一层停车场取车。袁祝今天实在不想应付高瞻，草草吻别就直奔玉泉玉湖姐妹家。
高瞻也一反常态，直接下了班，他的目的地是海淀医院。原来，他还在洛杉矶的时候，就要上飞机准备回北京的当口，母亲王凤琴发微信说老头子最近总是头疼耳鸣的，好几次都是吃着吃着饭就觉得反胃，最近也不像以前那样天天早上出去锻炼身体了。老太太让老头子去医院看看，但是老头子特别倔，不听她的，于是老太太把儿子推出来，让高瞻回北京之后带着老头子去医院检查检查。
高瞻趁飞机起飞前的时间联系了在海淀医院高干病房上班的医生朋友，给父母安排了全面体检。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高远山老爷子之所以出现头痛、耳鸣以及呕吐，是因为老爷子的颅内出现了胶质瘤。
实际上，老爷子春节前就开始感觉到得“身体不舒坦”，以及这半年多来所经历得视力下降、听力障碍和头疼脑热，绝不是简单一句“老了，不中用了”就能解释得了的。想来真是可怖，明明去年体检的时候还身体健康的高教授，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沦为胶质瘤中晚期的患者。
高瞻赶紧给老爷子办了住院手续，然后多方打听联系，想要把老爷子转到大医院或者专科医院去治疗。几经联系，高瞻发现最好的办法是让老爷子去肿瘤医院复查，让有经验的大夫仔细确认老人家的病情。无奈北京的医疗资源不仅服务于本地人，更要辐射北方甚至全国，所以各大医院人满为患。一个萝卜一个坑，高瞻只能排队等着。
高瞻赶到海淀医院的时候，高干病房的吴大夫还没下班，正在办公室里写病历。一见高瞻，吴大夫也不来虚的，开门见山第一句话便是问高瞻有没有联系好肿瘤医院的大夫。虽然吴大夫本身是心内的大夫，对肿瘤没有太多涉猎，但他和高瞻交过底，以高教授的岁数和病情，想要开颅做手术切掉胶质瘤，几乎不可能，最好的办法是去大医院让有经验的团队接手，做保守治疗——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相结合。
高瞻觉得十分挫败。
他在业界大小也是有一定地位的建筑师，但是问了一圈，居然没有朋友能和肿瘤医院的大夫攀上关系。老太太那边也是类似，尽管有几个老姐妹认识海淀医院、中关村医院、海淀妇幼保健医院甚至北医三院的大夫，但是要说肿瘤医院，实在是没有什么直接的交际。最让人头疼的是，似乎全国各地的病人全扎堆儿往肿瘤医院跑，高瞻周一大清早七点钟去医院排队挂号，结果发现号早就被头天晚上去挂号的人抢完了，连临时加得号也都在六点多不到七点的时候被抢占一空。结果等他周二早上五点多就到医院挂号大厅排队等号的时候，站了快三个小时，高瞻等来冷冰冰的一句话，今天没有xx专家的号，下周一再来吧。
吴大夫也无可奈何，只能说几句宽慰高瞻的话，但两个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时间就是生命。
赶到医院之后，高瞻先陪老太太去超市采购一番，然后把老太太送回家。紧接着，高瞻没在父母家多逗留，又赶回到病房，趁老爷子精神状态尚可，陪老爷子看了会新闻和时政节目。
晚上，高瞻没离开，在陪护小床上凑合了一夜。这一宿他睡得很不踏实，一来是陪护小床又窄又短，高瞻187的身高187的体重只能佝偻在小床上，连翻身都只能小心翼翼，二来是老爷子起了好几回夜，撑在病床上干呕，吓得高功如惊弓之鸟一样去找护士，结果护士小姑娘见怪不怪，告诉高瞻这是正常现象，脑子里的肿瘤刺激到了神经，所以病人才总是觉得恶心想吐。高瞻听了，眉头扭成一结，可他除了给老爷子拍拍后背顺顺气，其它什么也做不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王凤琴老太太带着热乎的早点来到医院，除了给老爷子准备的清淡的粥和小菜，老太太还给儿子准备了炒肝——高瞻就好老太太做得炒肝。饭后，老太太接班，把儿子打发回家去休息。
高瞻没有回家，奔着工作室去了，准备趁上午人少的时候完成本来昨晚就应该做得工作。尽管一路都迎着朝阳，但高瞻的心情却一点都不灿烂，反而像这大太阳天的雾霾一样沉闷而窒息。
周六的上午九点，只有高瞻一个人的事务所。因为入夏了，所以斜对面高楼反射的阳光洒进了高瞻的办公室，空气似乎都被染上了温暖的颜色。
高瞻双手抱胸，肩膀倚在玻璃幕墙边上，接连叹了几口气。他抬起一只手，不顾鼻梁上还架着眼镜，揉了揉眼睛，搓了搓额头。高瞻感到无比的疲倦和乏力，迷茫地眺望着披挂朝阳的北京城。他自知相比于许多有家有业的同龄男人来说，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父母双亲健在，有丰厚的退休金，并且之前也一直身体硬朗。他的事业一直小有起色，虽不敢说业内数一数二但至少让他体面地存在于建筑圈。另外高瞻没有老婆孩子，所以从根本上避免了需要担心比如老婆是否出轨，或者因为老婆年老色衰而男人自己出轨的尴尬情况，他也没有为孩子操心——养孩子，光是想想，高瞻就觉得自己搞不定。
摘掉眼镜，掏出手机，高瞻拨通了袁祝的电话。哪怕时间还早，袁祝还在睡懒觉，高瞻也想不管不顾地吵醒袁祝，此时他需要听听袁祝的声音——就算是迷迷糊糊的咕哝声音对他来说也是莫大的安慰。
令高瞻稍感意外的是，没响几声电话就接通了。
“喂，怎么这么早打电话？”
“嗯。起床了？”
“嗯哼，怎么了？”
“哦，没事儿，我还以为你还在懒床呢。”
“老了，睡不着了。”袁祝打着哈哈。“这么早打电话是闲的还是有事儿？”
“想你了。”
才一个晚上没见面而已，不过情话永远都是中听的。
“哦？我下午会去加班啊。”
“嗯，那下午见。”
“嗯哼，拜拜。”挂了电话，袁祝隐约觉得高瞻有点莫名其妙，不过她因为正在开车所以倒也没多想。昨天晚上她收到老苏的邮件，让她今天上午去他办公室一趟，所以袁祝定了个八点的闹铃叫早。不然依着她，昨晚上到家之后喝了小酒骂了会街又问候了某些人的八辈祖宗，她一准儿会一觉睡到日上三竿，什么时候自然醒了，什么时候再告别她一生挚爱的被窝儿。
老苏找袁祝有三件事儿，一件是老苏想给袁祝推荐个博后空位，不过袁祝已经“名花有主”，所以她委婉地拒绝了老苏的好意。
第二件就不是什么好玩儿的事儿了。老苏发现袁祝发给他的文章初稿里，很多数据和组里的延期博士女生在上周组会汇报得一样。袁祝听到这儿，心想太好了，我就在这儿等着您提起这茬儿呢。既然大老板说到这个糟心事儿了，那就怪不得她添油加醋火上浇油了。袁祝故作无辜，“不应该吧。师姐做得方向我的文章也不是一个内容啊。而且老师，我这文章里figure1和figure2的测序结果都是好几年之前给您看过的旧数据啊。”
袁祝没有再往下说，她看见老苏脸上丰富变化的表情，就知道自己已经达到目的了，于是点到为止见好就收。老苏也岔开了话题，说起来第三件事儿。
老苏今年申请得基金中标了，这个项目中重要的实验组成部分是三维成像。正好研究所新添置了两台显微镜，一台适用于三位快速成像，另一台适用于活细胞实时成像。袁祝在帝国理工的时候恰好用过类似型号的显微镜，所以老苏问袁祝能不能把成像的protocol赶紧建起来，毕竟这些显微镜的使用充满着技巧，如果不经思索地分配学生去做试验，很可能步子迈太大扯着蛋。不用说也知道，袁祝不假思索地应下了这个任务——老苏主动创造条件让她巴结，那她还不赶紧地应下来积极配合？
和老苏的一番谈话让袁祝神清气爽，数据保住了，文章快成了，和老苏的关系也更进了一步。中午去事务所的路上，袁祝去西点店买了两大包蛋糕点心，特意挑了张梦睫最喜欢的抹茶芝士蛋糕，又叫了奶茶外卖，大包小留儿的提上楼，分发给事务所的同事们。张梦睫也跟袁祝分享了最新消息，文文被正式签进事务所了。
假借汇报工作之名，袁祝来到高瞻的办公室。以袁祝的观察，当有人在高瞻办公室谈工作的时候，事务所其他人是不会进来打扰得，而如果真的有什么突发紧急情况，大家通常会在工作群里发消息。所以自打袁祝和高瞻有了“更进一步”的关系之后，俩人会趁着在办公室谈工作的时候拉拉手，要么高瞻扒拉扒拉袁祝头发，要么袁祝戳戳高瞻日渐显怀的肚子。
相比于头天晚上或多或少的心不在焉，此时高瞻十分放松，好像如释重负一般。
这是自然的。上午，高瞻思前想后，还是联系了林雅眉，也就是昨天到访事务所的律师。他知道以林雅眉的长袖善舞，肯定能够找到肿瘤医院的关系。果不其然，律师真的是人脉通天，上至天皇大帝，下到地狱阎王，好像就没有他们搞不定的人际关系，也不知道是谁总结出来的金句：律师不是打官司的，是打关系的！
撂下电话不多久，林雅眉就给高瞻推荐了一位肿瘤医院的外科大夫。简单联系了一番，这位蒋大夫说他目前正在外地出差，等下周他回京之后，高瞻可以带着病人直接去找他。就此，困扰高瞻许久的问题，借着林雅眉的人脉轻松解决。
袁祝敏锐地察觉了高瞻情绪上的变化，上午还叽叽歪歪的高瞻，现在就恢复正常了，袁祝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高瞻含含糊糊避重就轻地糊弄过去了，完全没有提到父亲住院的消息。高瞻也有他的考虑，袁祝的父亲不在了，所以高瞻很少在她面前提及自己的父母，免得袁祝联想到不开心的往事。尤其如今老爷子得了癌症，高瞻觉得暂时还没必要把坏消息告诉袁祝，小姑娘帮不上忙倒还好说，跟着他一起担心实在是没必要。
高瞻转而问袁祝下周末有没有空，他的几个朋友约着要趁天气还不算太热，在近郊玩儿两天放松放松。袁祝不希望工作室的同事们这么快就知道她和高瞻的关系，便问高瞻都是什么朋友，高瞻说有大学同学，也有工作上认识得朋友，还有她认识得张目岩。
袁祝琢磨了一下，答应了高瞻的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