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周日，袁祝约了刘鸣炜一家吃饭，顺便提前给刘凯文庆祝生日。
没时间睡回笼觉，袁祝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跑了几个商场，给刘凯文买了一辆足可以坐进去开着满街跑得玩具车——袁祝辛辛苦苦赚得血汗钱，至少有一半都用来拉关系请客吃饭送礼了。
收到玩具车的刘凯文十分高兴。其实他只在不记事儿的时候见过几回袁祝，所以对袁祝完全没有任何印象，不过这个小阿姨送给他好多礼物，所以他嘴甜甜地说谢谢姐姐——现在的小孩子真是鬼精鬼精的。
下午张梦睫开车带孩子上英语课，于是刘鸣炜坐着袁祝的车一起去研究所。路上袁祝不咸不淡地问刘鸣炜打听老苏手下那个副研的情况，还跟直接和刘鸣炜交了底。刘鸣炜一听觉得事情严重，喊袁祝到他办公室详谈。
进了办公室，刘鸣炜从屋里反锁了门，吓了袁祝一跳，“这什么情况？”
“省得有人打扰。”
“呃，好吧。”
于是袁祝开始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地讲故事：副研是怎么盗她的数据，想要鸠占鹊巢，不劳而获。说到情真意切处，袁祝还挤出两滴鳄鱼泪，然后长叹一口气开始抱怨科研之多艰。
刘鸣炜自然都理解——他和袁祝都还在老苏组里的时候，这个女老师就已经基本可以算是人人喊打的全民公敌了。他和这个副研也结过梁子，而且情况也很类似。当时刘鸣炜有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小部分数据是这个副研的产出，就因为如此，副研天天磨着老苏要求她和刘鸣炜作为共同第一作者。老苏虽说平时喜欢当和事佬到处和稀泥，但是遇到大事从不糊涂，他让副研直接和刘鸣炜商量，只要刘鸣炜同意共同第一作者，他也没意见。
如果这事儿放在哪个学生身上，学生可能会迫于副研的“淫威”而不得不答应这种无理的要求，但是刘鸣炜很硬气，直接把副研的数据撤掉，然后补了快一年的实验，最后愣是憋着发了一篇Cell杂志的大文章。反观，副研的那部分数据本来也是因为没办法单独出文章投稿，所以才拼凑到刘鸣炜的成果里的，结果这么一折腾，副研什么好处都没落下。连着两年没有成果，年终考评很不理想，奖金也只拿到最低档，真是苦了这个身背一万多月供并且还养着刚上幼儿园的小孩的副研。
袁祝觉得刘鸣炜的情绪被她充分调动起来之后，开始说起了正经事：她想要一部分刘鸣炜之前的没发表过得数据用在自己现在在搞得文章里，然后赶紧把文章脱手，而且最好能发一个还不错的杂志。袁祝现在在攒得文章也是硕士时候没发表的一小部分成果，她很清楚当时带教她的刘鸣炜有一些平行实验，两个人的实验结果加一起，她接下来再缝缝补补攒一攒，然后求老苏投稿的时候活动活动，应该最后能发个不错的杂志。
袁祝已经想好了比如用现在在建筑事务所实习占据精力她没办法全力以赴这个借口来“要挟”刘鸣炜，但是刘鸣炜很爽快地答应了，完全没需要袁祝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刘鸣炜同时也跟袁祝交了个底，今年基金申请不太顺利，他的日子也没那么好过。重点室里上上下下的老师，除了几个岁数比较大的院士或者准院士，其他都有海外经历，他这个“土特产”时不时就被海外经历要求给卡住——尤其，别看刘鸣炜是清华子弟，其实他的第一学历在北京的一所极普通的学校。那时候还没有“双一流”不“双一流”的叫法，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所高校是绝对的“双非”院校，且也不是那所著名的首都师范大学。
刘鸣炜倒也不是没机会出国，而实在是因为他放心不下父母。刘鸣炜的父母快四十岁才生得他，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出台了，所以刘鸣炜是独苗。刘鸣炜的父亲很年轻就得了糖尿病，母亲岁数也偏大，所以他读书和工作都在北京，方便照应。再看现在，张梦睫的妈妈中风半瘫，凯文还在为“幼升小”努力，刘鸣炜没办法把所有家事都甩给张梦睫，然后自己出国访学去刷海外科研经历。
刘鸣炜对袁祝有一个要求，下次基金申请的时候，袁祝作为海外合作人参与投标，这样能够极大助力他基金中标。这对袁祝来说不是什么苛刻的要求，而且她也很希望能有参与国家重点资助项目的机会，以后写到简历里也是出彩的条目。
谈判很顺利，袁祝很开心。她和刘鸣炜夸下海口，之后她会跟老苏争取争取，让刘鸣炜共同一作或者共同通讯，这样两个课题组都多一篇成果，有肉大家一起吃，有钱大家一起赚。
敲门声打断了刘鸣炜和袁祝的对话，一个甜甜的女声在外面叫刘老师。刘鸣炜顿时十分紧张，示意袁祝别出声，过了一阵确认外面的人走了之后，刘鸣炜松了一口气。
袁祝不解，问这是哪儿一出，刘鸣炜苦笑，“我带得四个学生全是女孩儿，本来就已经非常战战兢兢的了，但有个博士女生还总喜欢上赶着。”
袁祝想起来她年初刚回国来看刘鸣炜的时候，有个女孩进来打搅了四五回，每次都是问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明显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袁祝问是不是这个女孩，刘鸣炜苦笑说是，扰得他不胜其烦。
刘鸣炜的苦处，袁祝理解。网上隔三差五就有女生爆料男导师性骚扰，不排除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但也不能忽视，确实有少数女生自己主动，想从导师那揩好处。一旦未果，谁也说不准她们会不会起歹意，对导师倒打一耙——类似于曾经在网上风靡一时的丹麦电影《狩猎》里讲得那样。袁祝在帝国理工的时候听说过这种案例，对此恨之入骨。这种渣滓想不劳而获破坏规则不说，她们这样的存在实际抬高了遭受到性骚扰的女性们在维权时候的门槛，最后的结果是，真正的受害者举步维艰，真正的狩猎者逍遥法外。
刘鸣炜问袁祝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袁祝脱口而出，“安个监控摄像头呗，或者她来找你的时候你录个音，留个证据。我在伦敦的时候啊，确实还真的听说过，有个女博后，外国人，因为什么原因啊，反正吧，就是她跟导师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导师没理，然后她就诬陷老师性骚扰，最后导师直接跳槽去德国了。”
“嗯……有道理。但是我倒不觉得我这学生会这样，她科研不错，也不愁发文章和毕业什么的，也不知道怎么就一根筋了。”刘鸣炜缩在转椅上，委屈得像个小媳妇儿。
袁祝笑，当初她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困扰。他们老苏头发秃的像地中海，身材胖的像弥勒佛，她实在没有对老苏有过啥非分之想，自然也不知道该如何破局。哪像刘鸣炜，不到四十的年纪，长相端端正正，戴个眼镜很有书生气，而且还是研究所大大小小的教职工体育比赛的活跃分子，真有涉世未深的小女孩爱慕他，似乎也不是不可能，“毕竟师兄青年才俊嘛，招蜂引蝶也是情理之中，这说明人家年轻小姑娘还看得上你，你就偷着乐吧。再说了，现在都流行禁忌之恋，德国骨科啦，师生虐恋啦啥的，网上风气比较怪。”
刘鸣炜哀怨地看着袁祝，“你就拿我开涮吧。”
袁祝眼珠子滴溜溜地转，“要不你多老婆孩子带到实验室来秀秀恩爱，然后赶紧招一个形象好一点的男博后，目标转移了，你就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