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高瞻似乎是迁怒于张梦睫他们几位设计师，非要袁祝开车拉着他去工地，而不坐张梦睫那辆宽敞一点的凯美瑞，袁祝接到高瞻的微信不敢不从，只好屁颠屁颠地起个大早，跟着一起去了工地，假模假式地也戴个安全帽进了施工现场。
高瞻亲自拿着图纸和施工方的经理和施工队的队长一一检查。说起来有意思，高瞻没参加过国家注册建筑师的考试，但是却有结构工程师的资格认证。
高瞻之所以这么“剑走偏锋”，也是因为在国外读书和工作的时候，他发现他周围遇到得外国建筑师恰好都有良好的建筑结构的素质，虽说专业性上肯定不如专业的工程师，但是往往出设计图的同时，他们已经把许多结构上的问题也都充分考虑进去了。反观他在国内接受的教育，虽说也有建筑结构的课程，但是建筑设计的学生们普遍对结构只是泛泛掌握，建筑师入行之后也大多依靠另外的结构工程师严格把关。高瞻认为这是个中外差距。于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高瞻在美国读硕士的时候，去蹭本科的课程，从学生手里花钱买课上的资料，泡图书馆里翻教材，然后回国创建事务所之后顺便考了国家结构工程师的资格认证。
折腾了一大天，所有暴露在外的钢结构和钢筋结构都被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但是大家没有发现问题。于是高瞻下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有些意外的命令，今天连夜把已经浇筑好的混凝土墙开洞，明天对这些墙也做同样的检查。一直跟在几位建筑师后面侍候着的袁祝看见高瞻话音刚落，施工方一个看起来就不好惹的中年男人脸色一下就撂了下来，还有几位施工方的师傅也挂上了一副要揭竿而起的神情。
高瞻已经带着几位建筑师往楼梯的方向走，袁祝电光火石之间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包没开封的中华，撕开包装给各位师傅发烟。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她不知道为什么昨天下午她在加油站付款的时候花了好几十买了这包软中华一样。
也不清楚工地是否严禁烟火，反正袁祝拿出来打火机给这几位师傅把烟点上，那个看起来不太好惹的师傅拒绝了袁祝的殷勤，把烟别在耳朵上，撇了一眼满脸堆笑的袁祝，然后快走两步，追上了高瞻他们。
晚饭依旧是事务所这七个人凑在一起吃得。工地附近除了巫山烤全鱼，也就没什么能一下子装下七个人在一桌的饭店了，于是大家叫了几个家常菜，又在沉默中快速解决温饱。中午大家都是在工地跟着施工方一起吃得盒饭，袁祝实在不愿意打破自己的饮食规律，所以愣是蹲在一边闻味儿，但是一口都没吃——这还真不是袁祝矫情或者娇气，看不上工地四菜一汤的伙食，主要是因为她一旦正常一日三餐了，体重就会不受控制地直线上升——为了身材，她几乎好几年都没吃过午饭了。
到了晚上，袁祝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所以她也不管饭局的气氛有多冷淡，闷头一个劲儿往自己的碗里夹菜夹肉。依旧坐在袁祝边上的高瞻见这位看起来瘦瘦小小的小袁，大快朵颐胡吃海塞，似乎受到了什么感染，端起碗来大口干饭——还别说，他出差好几天，已经无比想念中餐了。其实这就好像小朋友吃饭似的，一个小朋友单独吃饭的时候可能吃几口就不吃了，但是几个小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像有什么大胃王比赛一样，生怕自己比别的小朋友吃得少。于是只见高瞻也兴致勃勃地盛了几勺宫保鸡丁和西芹豆干，因为手太慢了，他还错失了包圆宫保鸡丁的机会，让袁祝白白捞到了所有的花生和大葱——要知道，宫保鸡丁最精华的部分就是酥脆的花生和甜软的葱白，这道菜可是高瞻的最爱啊。
晚饭过后，回酒店的路上，高瞻摘下眼镜搓脸叹气，本来全神贯注开车的袁祝见此状况，突然觉得高瞻作为事务所的头头儿也真是不容易。她胸口倏然觉得闷闷的，没开口打破车里的沉默，任由高瞻自己默默发泄着情绪。
转过天来，高瞻带着人仔细检查了昨晚连夜刨开得混凝土结构。没用多久，高瞻就发现了问题：结构钢架的部分钢材，有不合规格的材料混水摸鱼进了合格钢材里，混凝土的质感也有明显的参差，两项一掺和，结构的最终呈现就出现了比较大的误差。这样的人为失误按理说应该能够通过驻场建筑师的监工避免，退一步说一开始驻场建筑师不够认真仔细，但后来问题出现了，无论是施工方还是驻场建筑师，或者是张梦睫他们，似乎都没有认真地去寻找问题所在，而是急着划清责任界限，为到底是谁出错了而扯皮。
高瞻黑着脸在和施工方交涉。施工方的经理是个看起来和高瞻身高差不多、长相还不错的中年男人，但此时他看起来气势上要比高瞻矮了一大截，而张梦睫、廖工、胡工还有洪秋林和小李垂头丧气灰头土脸地站在高瞻身后听着大老板发脾气。袁祝叹了叹气耸了耸肩，她也不想管那么多了，还是回到车里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吧。
果然，施工方提出晚上安排饭局，但高瞻毫不客气地以“事务所还有工作”这个理由拒绝了邀请，并要求包括驻场建筑师在内的事务所所有人一起赶回公司开会。
高瞻不等其他几个建筑师收拾行李，喊着袁祝先行出发，袁祝只好匆忙给张梦睫发微信说了几句宽慰的话，然后载着高瞻返程。路上，高瞻依旧话不多，他拿过来羊绒毯搭着，准备路上随时补眠。
袁祝暗暗觉得别扭，虽说她从吴子涵的描述中对高瞻发脾气有所了解，但是刚才高瞻的架势着实让人觉得可怕。她不禁胡思乱想自己以后会不会遇到像高瞻这样的老板，会不会有一天像施工方那位经理那样被人说得狗血淋头。想到这儿，袁祝又一次不禁有些后悔接了这个实习职位，眼瞅着就到她三十二岁的生日了，她怎么感觉自己活得这么失败呢？
因为高瞻在睡觉，袁祝就撒开欢在高速上超速行驶，想赶紧赶回北京然后去实验室照顾一下她的小鼠和细胞。路上车不多，所以一路开得都很顺。不过在快到永乐检查站的时候，全部车辆都被引流通过检查站进行检查——这似乎还挺常见的，毕竟此时正值北京要开会的时间。
袁祝本以为她这辆女司机开得京牌小polo会轻轻松松通过检查，结果她拿出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之后，交警招呼过来一个穿着便装的中年男人，这个中年男人开始盘问起袁祝，问她来北京干什么。
袁祝不解，虽然她的身份证号确实是大连的2102开头而不是北京的110开头，但她的身份证上写得清清楚楚，她的地址是北京的，怎么就叫“来北京干什么了”？于是袁祝照实回答，她两天前从北京载着副驾驶上坐着的她的上司到武清，然后现在返程回北京，回北京的原因也非常简单——他们都住这儿，所以得要回家。
袁祝和陌生人的交谈吵醒了高瞻，高瞻坐起来问明情况，也帮着解释。正好他手拎包里还装着之前出国时候的各种邀请函和材料，能够充分证明他们是因为工作原因往返北京，而袁祝是他工作室的员工。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盘查，高瞻觉得莫名其妙，所以言语之间多有不耐烦。袁祝倒是相对比较平静。她原来听说过，之前每年这时候，他爸那些转业到地方的老战友总会有悄悄到北京来得，然后就会借此机会到袁祝家来看看老袁，而实际上这帮人是来北京截访得，他们的工作重点一是不让上访者到北京，二是不让已经想方设法到北京的上访者自由行动。
一番交涉，中年男人总算是放了行。袁祝琢磨来琢磨去，也没想通这是意外，还是有人盯上她了，按理说她的很多想法都还在脑子里处于没有成形的状态，应该不会引起任何人的警惕，所以也不至于有人闲得蛋疼，关心她这么一个三十多岁才混到博士学位的中年卢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