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能够延续他父亲的心血，一同缔造文景之治的景帝陛下来说，他自然也有他的抱负。”
“刘启即位后，先提拔晁错担任内史，然后又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
晁错是谁？是得汉文帝赞赏，被任命为太子家令，而太子称其“智囊”，汉景帝削藩中最不可忽视的人物。
七王之乱中，藩王举起清君侧的大旗造反，要清的这个奸佞小人也就是他，这个份量够重吧？“李一调侃一句，才继续道：“那么晁错是奸臣小人吗？当然不是。”
“必须肯定的是，削藩是正确的，哪怕是不合时宜的削藩。
汉朝时期的藩王势力远比后来的朝代强大，堪称国中国，无论是哪个皇帝上位，哪怕他原来是藩王，一旦身份转变，也会进行削藩，这是谁也逃不开的，比如朱棣陛下。“】
自觉被内涵的明成祖陛下顿时生闷气，他和傻逼侄子当然还是不一样的，傻逼侄子想弄死他们，他好歹给兄弟们阁活路。
明太祖时期
兄弟们纷纷“哦～”了一声，斜视老四，“呵呵，怎么说啊老四？”
少年朱棣支支吾吾，心里抱怨，这些混蛋，上一秒才和他义愤填膺的吐槽傻逼侄子，怎么反转那么快啊。
其他人：哼！都是一丘之貉，你们这些皇帝，就都不是好的！
朱元璋觉得一群儿子在他面前晃哒，心烦的很，顿时开始赶人，“一个个没事干是吧，滚滚滚。”
儿子们顿时都委屈巴巴的，是他们受了委屈好吧。
【“所以提议削藩的晁错自然是没错的，错的是时机。
如果往后十年二十年，汉景帝足够强大了，那时候强行削藩都不会像此刻那么动荡。
苏轼曾经说过削藩需要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
而晁错的削藩策提出了削藩的必要性，却未论及可行性，没提出可操作方案，也不具备“徐为之图”的条件。
因此，没有做好准备就直接动手的大动作，失败实在理所当然不过。
当年汉文帝时期，贾谊和晁错都谏言削藩，文帝却都没有采纳，难道文帝不想削藩吗？当然不是，他对藩王的忌惮是一直的，只是当时的治国理念和形势都不容许罢了。
这也可以看出汉文帝确实是很稳重谨慎的，没有足够的把握，那么宁可不做也不冒险。
但不管是冒险还是不冒险，都是一个选择，可能冒险会失败，可能不冒险就会错失机会，没有一定的正确和错误。
但无疑汉景帝的选择失败了。”
李一正色道：
“汉景帝根基不够是一回事，但是另一方面晁错也错了。
汉朝前期奉行黄老之道，而朝廷之上，晁错却没什么政治盟友，因为他师从法家。
法家在史书上普遍的形象都是冷峻，不近人情，得罪人的活可能不止他们干，但他们一定是干的最多的。
晁错固然是从大局出发，提出削藩，可是他与周围大臣关系并不融洽，丞相申屠嘉、外戚窦婴、大臣袁盎等都与晁错有隔阂甚至怨仇。
大臣眼里人很不行的晁错偏偏得到新帝的重用，新帝还听了他错误的建议，这谁能赞同？
汉景帝想要削藩，可是朝廷不是他一个人的朝廷，推行削藩的晁错也被群臣所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军队能发挥出几成力量，藩王势力本来就不容小觑，不没有全力以赴的朝廷怎么可能干得过地方藩王呢？”
“更离谱的是，七国之乱爆发后，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这简直是错上加错，在群臣眼里，提出削藩的晁错该死，而后还让皇帝御驾亲征，那简直是错上加错，死不足惜。”
“这真的很离谱，众所周知战场肯定是最危险的地方，皇帝御驾亲征历来是不被臣子赞同的。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皇帝膝下子嗣又还没有长成，万一出现意外呢？
是，皇帝御驾亲征当然也确实更能鼓舞士气，可是也更容易出事，如果再一对比晁错自己留守后方，更给人一种他贪生怕死，让皇帝去冒险的感觉。
这换谁谁都要觉得他居心裹测了。
关键时刻把皇帝推到前线，自己却躲到京城，这自然就让对他不满的臣子们更加不满了，落人口实。
但凡你跟着一起去打仗都不至于被骂的那么惨。”
李一吐槽：“别说你留在后面有什么必要性，君臣至上的古代，皇帝的安全最大啊！”
“苏轼认为晁错“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未能做到临危不乱，指挥若定。
所以他输得一塌糊涂，死得不算冤枉。”
“汉景帝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联兵反叛，是为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爆发后，汉景帝想要调动军队平叛，可群臣沉默。这时候他舅舅窦婴向刘启引见曾担任过吴国丞相的袁盎，看看有没有什么应对措施。
于是刘启召袁盎进宫相见，袁盎趁机劝说刘启杀掉晁错，以保国家安全，平息叛乱。
刘启采纳了袁盎的计策，决意杀晁错。
因为他意识到，不杀晁错，藩王的叛乱就有争议性；不杀晁错，群臣都怨愤不休，不愿出力。
所以晁错该死。
汉景帝意识到这个事实的同时，也终于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皇帝。”
李一叹息道，“我无法判断汉景帝和晁错谁也对不起谁，但是事情到了这里，汉景帝不得不认输。
他败了，然后在往后用这个惨痛的教训成长为一个更合格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