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完组会已经晚上六点，老师的助理早已等在会议室门口，一面看表一面催促：“交流会七点半开始，晚高峰堵车，这会儿过去已经很赶了。”老师从他手里接过公事包，步履匆匆走去了电梯。
我收回跟随那背影的目光，才发现对面坐着的几个学长都笑眯眯的看着我。
脖子长长的赵学姐先开了口：“很厉害嘛周惜，第一次开会就让老冯那个眼睛长头顶的老孔雀掉了份儿，瞧刚才灰溜溜跟在教授后头逃出去的样子，我看他以后啊，再也不敢逮谁咬谁，跟天底下就他一个聪明人似的。”
一个脸圆圆的学姐跟着笑了，我记得她姓郭。郭学姐笑着对旁边的一个高个子学长说：“看来咱们办公室要多一个小师弟了，什么时候举办个欢迎会，大伙儿热闹热闹。”
“Good idea！”高个子的刘学长夸张的鼓起掌来，大步走过来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师弟加油哦！本科生直博进咱教授组里，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师兄看好你哟！来来来，先来参观一下你未来的实验室吧。”
热情的三位学长还真把我拉去了他们的实验室。赵学姐告诉我说，他们这半年没少听教授提起我，因此专门去学生系统查了我的资料。我呆板的证件照让他们有点儿失望，他们原以为老师主动招徕的第一个学生会是一位长得漂亮气质高雅的女孩子，就算不漂亮也不高雅，最起码也是个女生，这样的发展会比较有想象的空间。
我问赵学姐老师说我什么？她说教授把你电邮里的问题带到组会上让大家讨论，特别强调了这些都来自一个本科生。学姐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保持着上扬的弧度，眼神里却好像并没有笑意。看得出来她对我的观感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我的到来无疑给她甚至整个课题组带来了一些额外的压力。老师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治学一向严苛，办公楼里开灯最早和熄灯最晚的总是他学生所在的实验室。
之后的每一周我都会参加一两次这样的课题组讨论会。老师的研究生团队有二十多人，分成几个不同的课题组，老师让我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参加。
刚开始我只是听和做笔记，但老师总会在适当的时机提醒我加入讨论。有时候他会直接开口点名要我问问题，更多的时候，他只是目光扫向我，微微弯唇给一个鼓励的笑容颔首示意。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把我心里面的疑问都了解得那么清楚的，可能我在思考的时候不自觉的就会望向他？或者有什么下意识的小动作？而他每一次不动声色的鼓励我也都能默契的收到，然后就把紧张而忐忑的心情当包袱一般扔到了脑后，大胆地把心里的想法当着所有资深学长们的面说出口。
我是一个很喜欢向内挖掘自己的人，因此很快就发现老师是在刻意给我做一种并非与学术和课业有关的训练。这样的训练极大的提高了我的自信心，让我更乐意去表达自己，而不是隐藏异议把自己弄得跟所有人一模一样。
也不过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我在面对学长们的时候没那么容易手足无措了，同时也发现他们在组会上对我带有敌意的目光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我主观臆想出来的。最起码赵学姐，郭学姐和刘学长就总是称赞我的好问题和想法，连冯学长有一次都在会后专门走到我面前问：“你刚刚的想法很好，我们能再讨论十分钟么？”
他谦虚的语气和态度令我震惊。不过也许，是我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性格上的偏执在作祟。事实上，因为带领者卓悦的领导力和一手创造的优质学术氛围，这个研究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友善、上进，乐于接受挑战，尊重真才实学而非年资学历。
这是我向往的地方，我更加确定了。
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看论文和补充研究生水平的基础理论，我辞掉了兼职，在账本上严格规划了一日三餐和日用品的花费，然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里。
在枯燥的恶补学习中，开组会成了我整个暑假最轻松和快乐的事情，而快乐中的最快乐是在提出了一个好的问题或者说出了一个新颖的点子时，老师望过来的带笑的赞许的眼神。
那眼神含着某种让我上瘾的东西，看了还想再看，觉得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都值得。
这是我上大学以来最开心舒畅的一段时光，眼睛都像被澄清的泉水洗涤过一般，突然就发现校园路旁的树木原来那么绿，花那么艳，天那么蓝，云朵那么自在。
只有一件事像晴天里的一片乌云，阴霾一般笼罩了心头的一角——我总是一觉到天光的好睡眠被一些奇形怪状的梦侵扰了。
其实那些梦也不能算古怪，反而很日常。比如说最常出现的场景是在开会，我就坐在老师身边，会议室里却没有其他人。老师像往常一样，向我侧过脸，含着那种让我上瘾的浅笑望过来。
这个场景很真实，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会从梦里突然惊醒，在深黑寂静的夜里坐起来，感觉到心脏杂乱无章的狂跳。要过很久，突如其来的悸动才会平息，但之后是长时间的回味，心里像离离原上的草，绒绒的痒痒的，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好受，又难受，莫名的心烦。
也许是因为这心烦，我有几次无意间就走到了办公楼的顶层，电梯门打开的瞬间才意识到今天没有组会。然而跨出去的脚步怎么也不肯听劝的收回去，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路过办公室的门口。如果够幸运的话能听到里面传来熟悉的语声，更多的时候只能在打开的门内看到会客厅里姚助理的侧影。
其实十有八九的失望是必然的，因为老师的日程很满。教课、行政和研究生的讨论会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一两月之中总会需要出差访问几次，平常也会有一些诸如访谈、演讲、交流会等的外事活动。大部分的周末也安排得很紧凑，周六给了组里的博士生，每个人都会被分配到一小段时间在他的办公室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周日则是他的私人时间，用于深入的思考和写作。他只有周日不来办公室。他的公寓离学校步行不要十分钟，据说那里的电梯需要刷卡进入，是个能够让人放心著书立说的大隐之所。
暑假过后，老师让我去旁听他给研究生开的一门课，他希望我在大四的下学期就草拟出一份博士标准的开题提案，以便在毕业季前就破格录取我，并且为我申请非助教的特殊津贴。
因为要开题的缘故，我也进入了组会报告的名单。可能是之前对大家的报告提了太多的被老师认可的“好问题”和“好想法”，现在，我自然而然的成了“众矢之的”，被所有人慷慨的“投桃报李”。
只要我一开口，所有人看过来的目光都会带着一种混杂着“万分期待想被惊艳”和“到底有什么这么牛准备挑刺”的情绪，几乎对我的每一句话都会用对待未解的命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真听，然后在脑袋里反复琢磨，努力求索。
在这样被重点照顾之下，每一位学长问出来的问题都是直击要害，见血封喉，提出来的建议都有理有据，中肯详实，经常让我汗流浃背，自叹弗如。
如此木人巷一般的高手历练中，我加倍努力的学习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阅读所有能够找到的相关资料，简直比高考时还要拼。
然而，即便如此，我的提案进行得还是不顺利。虽然在组会上的报告已经没有人能够提出有实质影响的问题或更好的改良建议，但我的初稿仍然无法达到申请老师博士的提案标准，因而一连三次都被老师的红笔批注行了凌迟之刑。
郭学姐用同情的口吻对我说，你选的方向我们都想过，如果能突破，随便几篇论文就毕业了，可是哪那么容易？四年的时间根本不够从牛角尖里钻出来的。她言下之意是让我趁还没开题及早放弃，这是真正的好意，我听得出来，但是却没听，用了一个学期都在组会上报告了这个自己一早就认定的课题。
年后的一个周六，老师跟最后一个博士生开会到将近八点。他关上办公室的门出来的时候，我靠着墙壁站在办公室外，沉默的等待着。
我没有预约，照规矩是不应该这样不请自来的。然而老师看到我时并没有显出惊讶。我最近在组会报告中的表现很糟糕，大概足以让他可以预见到我的这个冒昧之举。
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仍像对所有来请教或提问的人一样，温和的对我说：“我给你十分钟。”说完就取出钥匙重新开了门，走回了办公室。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用二十四小时做别人四十八小时的事，时间就像沉积岩里高压挤出的石油那么稀有珍贵，就算是快毕业的博士生也只能分到周末的四十五分钟单独会面。
我打开电脑，因为紧张把已经打开的文档错误关闭了。他扫了一眼我的屏幕，说：“周惜，我希望你是来求助的，而不是来告诉我你希望换一个方向。”
我的手顿在半空，不敢再打开刚才的文档。
这个文档我熬夜做了三天，里面罗列了繁复的理由和论证，试图说服他，不，说服自己放弃。
他又说：“你很有研究的天赋，所以应该已经感受到课题的生命力和契合度。即便四年里发表不出一篇论文，但如果你对你研究的内容深信不疑，那么就是值得的。”
我的眼泪毫无征兆的流了出来。是的，我不想放弃这个课题，就像一个深情的人无法割舍自己心爱的恋人。我们是如此高度契合，我愿意花毕生的心血浇灌一朵也许永不盛开的花。
可是老师，我需要毕业，需要文凭，需要生存，需要追逐理想的底气。
老师仿佛并没有看见我的眼泪，平静的问：“今天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么？”
我用手背擦了下脸，摇了摇头。他亲手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合上，说：“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下周六的这个时候来我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