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二年九月，我安排好一切，离开了新库市。
我选择了北方的一座沿海小城市，邵嘉越曾经从这座城市给我寄来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的图片是一处环山公路的景色，一边靠山，一边靠海。
她用潦草的字迹，把一张明信片写得满满当当。她的话没什么逻辑，上一句还在说这座城市的海风有多撩人，下一句就讲起了她最近正在追求的一个女人，再下一句又成了当地的海鲜。
裴以北送我去机场，我跟她约定，如果我后悔了，我就往航站楼北边的大门跑，如果她也正好在那里，我就再做一次不听医生话的病人。我笑着说，反正何涛不会骂人，他最多也就是唠唠叨叨地说我一通。
行李已经办理了托运，广播开始第一次播放即将登机的提醒。我抓着机票，突然发了疯似的往航站楼北门跑去。
北门来来去去的旅人很多，机场里，每天都会有很多像我这样的疯子，所以没有人在意我。
我左右张望，心底的期待一点点燃烧殆尽，裴以北始终没有出现。转身往回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了啜泣声，从门口的一根柱子后传来。我只朝那个方向迈了两步，就停下了，我想我已经知道裴以北的答案了。
飞机在蓝色的天空中留下一道白痕。
落地后，我花了几天时间安顿下来，之后我去见了何涛给我介绍的医生，是个温柔的大姐姐。她带我做了全面的检查，结果跟何涛说的差不多。
我开始了为期半年的第一个疗程的治疗。
二零二三年二月，我如愿经历了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
这座城市比我想象得要旧一些，生活节奏很慢，物价也很便宜。茶余饭后，这里的人总是喜欢聚在一起聊天，只有我，始终是孤零零的。
道路被皑皑积雪覆盖的时候，他们堆雪人、打雪仗，在雪地上留下一串串欢快的脚印。我抬起头，望见一只离群索居的大雁，它和我一样，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有一天，这只大雁抖抖索索地掉在了我的窗台上。我打开窗户，收养了它。
一开始的治疗非常痛苦，药物的副作用几乎每天都让我崩溃。医生的跟我说，我的痛苦并不全部来自于药物，也来自于裴以北，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于戒断反应。她建议我多出去走走，可以的话，尝试跟人交流。
我实在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所以白天出太阳的时候，我会去海边走走。有时捡回一袋海玻璃，有时观察寄居蟹寻找新的住处，有时只是在沙滩上呆坐一整个下午，然后沿着海岸线散步回家。
这座城市的海很干净，我能在潮湿的海风中嗅到自由的气息。
这个月月底，我结束了第一个疗程的治疗。医生减小了我的药物剂量，说我的状态稳定了不少，可以试着去接触社会了，她建议我去找一份轻松些的工作。
我问她，我能不能和裴以北打通电话，她委婉地摇了摇头。
我想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二零二三年六月，我在这座城市重新见到了邵嘉越。
大雁的伤早就好了，前段时间我在窗前放飞了它。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趴在窗台上对着黄昏发呆，橙色的天空下飞过了一群整齐的大雁。
我朝这群大雁挥了挥手，就当是对它的告别了。
我一边在图书馆做临时工，一边接受第二疗程的治疗。
图书馆的工作内容很简单，登记借书、整理还书、还有搬书，偶尔也打扫卫生。大多数时候，我都可以管自己读书。
跟我一起值班的，是一个已经结婚生子的大姐姐。她常常提早下班，去接小孩放学，每当这时候，她就会拜托我帮她做收尾工作。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勤快，她的工作从来没落下过。她总是乐呵呵地给我带早餐，说给她女儿准备的时候，也顺便给我准备了一份。
日复一日地吃着她给我带的早餐，有一天我忽然觉得心口有暖流淌过，我想起当年在太平间见到南亦嘉时，我也有过相似的感觉。
我忽然抽抽搭搭地落下了几滴眼泪来，她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什么都没说。她用纸巾帮我擦掉眼泪，说我一定是想家了，还说今年端午她家包了很多粽子，邀请我一起去吃。我很感激。
在图书馆，我每天都会见到很多人，有来得比较勤快的，我偶尔也能跟他们搭上几句话。
邵嘉越就是这时候出现的。
她一口气借了五本书，全都是食谱。我开玩笑地问她，是去新东方进修了吗？她摇摇头，郑重其事地说，她跟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在一起了，她要为她金盆洗手，从此厨房里做羹汤。还邀请我有空去她们家作客。
邵嘉越依旧是那样一个神奇的人。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我再次听到了裴以北的声音。
我在上个月结束了第二个疗程的治疗，药物剂量减少到只剩一种。医生又对我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磁共振结果显示，我大脑内受损的海马体有了恢复的迹象。这是个很好的消息。
我像上次那样，问了医生同样的问题。这次她点头同意了，不过，她希望我自己能控制好分寸。
平安夜，天上飘着鹅毛大雪，街上随处可见挂满彩灯的圣诞树。
出门时，我在围巾上别了一枚天堂鸟胸针。我走进一间早已废弃的红色电话亭，靠着它透明的围栏蹲下，用新号码拨出了裴以北的电话。等待铃只响了两声，就被接通了。
“喂？您好，**律师事务所，我是裴以北，请问是哪位？”
时隔一年零三个月，我再次听到了她的声音。像多年前第一次拨通她的工作号码那样，电话那头传来了她模式化的声音，背景里还有键盘声，她一定又在夜里加班了。
“裴以北……”我沙哑地喊出了她的名字。
“楠楠？真的是你吗？楠楠？”
我向她确认，说真的是我。然后，我们同时陷入了缄默，这个世界安静得似乎能听到雪落下的声音。
再次开口时，她染上了很重的鼻音。她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我如实说了医生的诊断。她期待而不安地问我，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回去了。我给出了令她失望的答案。
我告诉她，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电话亭里。从这里望出去，到处都是新落的雪，雪地洁白而松软，没有踩上去的脚印。再远一些，还有一片深蓝色的海。我终于住到了一座会下雪的沿海城市。
她说她的年假都给我存着，等我好了，她要带我去看很多很多海，把全世界的海都看遍。
末了，她问我，以后还可以跟我打电话吗？
“可能……不太行吧。”我嗅了嗅鼻子，又喊了一声她的名字。
“嗯，我在。”
“圣诞快乐。”
“嗯，圣诞快乐。”
“其实我是想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永远。”
我挂断电话，世界又重新变得安静。我推开电话亭，在新落的雪上踩出一串脚印，天堂鸟翅膀上的红宝石是这里唯一的颜色。
二零二四年一月，我的病情变得反复。
第三个疗程开始的时候，医生跟我说，她原本认为这会是最后一个疗程了，可现在看来，一切都还没有定论。
她问我，真的只和裴以北联系过一次吗？我点点头，说确实只有那么一次，因为我真的太想她了，我害怕她喜欢上别的什么人。幸好医生足够信任我，她没有再追问，只是默默地修改治疗方案。
可这并不妨碍我感到绝望。
冬天的海风很冷，尤其在阴天，风吹到脸上，就像刀刮一样。我依然常常去海边散步，黄昏时分，我喜欢盯着地平线上最后一抹奶油橘色的夕阳，直到它消失不见。
我固执地想，到了春天我就会变好的。可是冬天总会到来，就像奶油橘色的夕阳，总会消失的。我艰难而安静的生命，被抛弃在了一切循环往复之外。
可如果不能再见到裴以北，那被这个世界遗弃，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二零二四年七月，我结束了所有的治疗。
“要立即返回新库市吗？”医生这么问我。
我摇摇头，这是我第一次拒绝她的提议。爱不必急于求成，我决定再给自己一些时间。
医生笑了笑，说我看来是真的痊愈了。
我依旧在图书馆当临时工，有一天邵嘉越还了所有借走的书，说她要走了。我开玩笑地说，她总是这么来无影去无踪的，很容易失去朋友。她摇摇头，并不以为意。她说她并不是居无定所，只是随着爱漂泊。
一个微风的夜晚，我为她们在海边办了一个篝火欢送会。跳动的火焰映出海光与天色，我见证了她们的求婚。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我最后一次拜访了我的医生。
屋子里窗明几净，她给我做了一杯热腾腾的拿铁咖啡，我把杯子捧在手心里，很暖和。
她站在一张大桌子前，专心致志地研究着最近买的一副一千片的拼图。我隔着桌子站在她对面，跟她分享最近碰到的趣事，比如烧焦了一条鱼、养死了一盆香菜，又比如好不容易粘好的海玻璃拼贴画，在挂到墙上之后，只隔了一晚上就散架了。
“打算要回去了吗？”她问。
“嗯，去找我的天堂鸟。”
在离开裴以北两年零两个月之后，我终于踏上了归途。